宋元學案-蘇氏蜀學略,學習筆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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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看對蘇洵的案語:

文公蘇老泉先生洵

蘇洵,字明允,眉州眉山人。年二十七始發憤為學,歲餘舉進士,又舉茂才異等,皆不中。悉焚常所為文,閉戶益讀書,遂通六經、百家之說,下筆頃刻數千言。嘉祐時,與其二子軾、轍皆至京師,歐陽兗公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,大愛其文辭,以為賈誼、劉向不過也。書既出,公卿大夫爭傳之,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為文章。以其父子俱知名,號為老蘇。召試不就,除試校書郎。是時,王荊公名始盛,兗公勸先生與之遊,而荊公亦願交先生,先生曰:「吾知其人矣,是不近人情者,鮮不為天下患。」乃作《辨姦論》。後十年,荊公用事,其言乃信。先生既命以官,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,乃以為文安簿,與項城令姚闢同修《太常因革禮》。仁宗山陵事從其厚,公私騷然,先生言于韓魏公曰:「昔華元厚葬其君,君子以為不臣。曷若遂先帝恭儉之德,紓百姓目前之患。」魏公謝之,為省其過盛者。禮書既成,未報,而先生卒,年五十八。特贈光祿寺丞。先生晚而好《易》曰:「《易》之道深矣!汩而不明者,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。去之,則聖人之旨見矣。」作《易傳》未成。著有《諡法》、文集若干卷。(參史傳。雲濠案:先生文集二十卷,《諡法》三卷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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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蘇洵的學問,強調了幾點:
1。通六經、百家之說
2。歐陽修。。。大愛其文辭,以為賈誼、劉向不過也。
3。評王安石:「吾知其人矣,是不近人情者,鮮不為天下患。」
4。對禮之研究,並對韓魏公的進言被採納。
5。對《易》重視去諸儒之「附會」。

 

 

老泉文集(案:選的是《六經論》)

  聖人之道,得禮而信,得《易》而尊,信之而不可廢,尊之而不敢廢,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,禮為之明,而《易》為之幽也。生民之初,無貴賤,無尊卑,無長幼,不耕而不饑,不蠶而不寒,故其民逸。民之苦勞而樂逸也,若水之走下,而聖人者,獨為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,為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,為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,蠶而後衣,耕而後食,率天下而勞之。一聖人之力,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眾,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,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即勞,欣然戴之以為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,禮則使然也。聖人之始作禮也,其說曰:「天下無貴賤,無尊卑,無長幼,是人之相殺無已也。不耕而食鳥獸之肉,不蠶而衣鳥獸之皮,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。有貴賤,有尊卑,有長幼,則人不相殺。食吾之所耕,而衣吾之所蠶,則鳥獸與人不相食。」人之好生也甚于逸,而惡死也甚于勞,聖人奪其逸、死而與之勞、生,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。故其道之所以信于天下而不可廢者,禮為之明也。雖然,明則易達,易達則褻,褻則易廢,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于亂也,然後則《易》。觀天地之象以為爻,通陰陽之變以為卦,攷鬼神之情以為辭,探之茫茫,索之冥冥,童而習之,白首而不得其源,故天下視聖人,如神之幽,如天之高。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,故其道之所以尊于天下而不敢廢者,《易》為之幽也。凡人之所以見信者,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。人之所以獲尊者,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。是以禮無所不可測,而《易》有所不可窺,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。不然,則《易》者,豈聖人務為新奇祕怪以夸後世邪﹖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,卜筮者,天下之至神也,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;筮者,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。龜,漫而無理者也,灼荊而鑽之,方功義弓,惟其所為,而人何預焉﹖聖人曰:「是純乎天技耳。」技何所施吾教﹖于是取筮。夫筮之所以或為陽,或為陰者,必自分而為二始。掛一,吾知其為一而掛之也。揲之以四,吾知其為四而揲之也。歸奇于扐,吾知其為一為二為三為四而歸之也,人也;分而為二,吾不知其為幾而分之也,天也。聖人曰:「是天人參焉,道也。」道有所施吾教矣,于是因而作《易》,以神天下之耳目,而其道遂尊而不廢。此聖人用其機權,以持天下之心,而濟其道于不窮也。(《易論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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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。說“聖人”,老泉似乎是指“古之聖王”。
2。禮,是“社會秩序”建立的基礎;無“禮”則“亂”。
3。“民之苦勞而樂逸也,若水之走下”“人之好生也甚于逸,而惡死也甚于勞”-- 此“人情”也。
4。“明則易達,易達則褻,褻則易廢”“人之所以獲尊者,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。”-- 此“勢”也。能因其勢,就是“用其機權”。
5。《易》:“童而習之,白首而不得其源”;“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”;而“卜筮者,天下之至神”。

 

 

夫人之情,安于其所常為,無故而變其俗,則其勢必不從。聖人之始作《禮》也,不因其勢之可以危亡困辱之者以厭服其心,而徒欲使之輕去其舊而樂就吾法,不能也。故無故而使之事君,無故而使之事父,無故而使之事兄,彼其初,非如今之人,知君父兄之不事則不可也,而遂翻然以從我者,吾以恥厭服其心也。彼為吾君,彼為吾父,彼為吾兄,聖人曰:「彼為吾君父兄,何以異于我﹖」于是坐其君與其父以及其兄,而己立于其旁,且俛首屈膝于其前以為禮而為之拜,率天下之人而使之拜其君父兄。夫無故而使之拜其君,無故而使之拜其父,無故而使之拜其兄,則天下之人將復咄笑,以為迂怪而不從,而君父兄又不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而徒為其君父兄,于是聖人者又有術焉,以厭服其心而使之肯拜其君父兄。然則,聖人者果何術也﹖恥之而已。古之聖人,將欲以禮法天下之民,故先自治其身,使天下皆信其言,曰:「此人也,其言如是,是必不可不如是也。」故聖人曰:「天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,吾不與之齒!」而使天下之人亦曰:「彼將不與我齒也。」于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,以求齒于聖人。雖然,彼聖人者,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,何也﹖其微權也。彼為吾君,彼為吾父,彼為吾兄,聖人之拜不用于世,吾與之皆坐于此,皆立于此,比肩而行于此,無以異也,吾一旦而怒,奮手舉梃而搏逐之可也。何則﹖彼其心常以為吾儕也。何則﹖不見其異于吾也。聖人知人之安于逸而苦于勞,故使貴者逸而賤者勞;且又知坐之為逸而立且拜者之為勞也,故舉其君父兄坐之于上而使之立且拜于下。明日,彼將有怒作于心者,徐而自思之,必曰:「此吾嚮之所坐而拜之且立其下者也,聖人固使之逸而使我勞,是賤于彼也,奮手舉梃以搏逐之,吾心不安焉。」刻木而為人,朝夕而拜之,他日析之以為薪而猶且忌之。彼其始木焉,已拜之,猶且不敢以為薪,故聖人以其微權,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,而權者又不可以告人,故先之以恥。嗚呼!其事如此,然後君父兄得以安其尊而至于今。今之匹夫匹婦莫不知拜其君父兄,乃曰拜起坐立禮之末也,不知聖人其始之教民拜起坐立如此之勞也,此聖人之所慮而作《易》以神其教也。(《禮論》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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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"夫人之情,安于其所常為,無故而變其俗,則其勢必不從。" -- 開宗明義,重情、重勢。(《六經論》之初四論,皆以禮為立論基礎)。
2。因此,也重視因勢利導;所謂“術”也、“權”也。

 

 

禮之始作也,難而易行;既行也,易而難久。天下未知君之為君,父之為父,兄之為兄,而聖人為之君父兄;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,而聖人為之拜起坐立;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,而聖人身先之以恥。嗚呼!其亦難矣。天下惡夫死也久矣,聖人招之曰:「來,吾生爾!」既而其法可以生天下之人,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,而今也如此之安,則宜何從﹖故當其時,雖難而易行。既行也,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,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,雖然,百人從之,一人不從,則其勢不得遽至乎死。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,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,則曰:「聖人欺我!」故當其時,雖易而難久。嗚呼!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,獨有死生之說耳。死生之說不信于天下,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,勞逸之說勝,則聖人之權去矣。酒有鴆,肉有堇,然後人不敢飲食;藥可以生死,然後人不敢以苦口為諱。去其鴆,徹其堇,則酒肉之權固勝于藥,聖人之始作禮也,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,曰:「告人以誠,而後人信之。」幸今之時,吾之所以告人者,其理誠然,而其事亦然,故人以為信。吾知其理,而天下之人知其事,事有不必然者,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,此告語之所不及也。告語之所不及,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,于是觀之天地之間,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為樂。雨,吾見其所以溼萬物也;日,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;風,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。隱隱谹谹而謂之雷者,彼何用也﹖陰凝而不散,物蹙而不遂。雨之所不能溼,日之所不能燥,風之所不能動,雷一震焉而凝者散、蹙者遂。曰雨者,曰日者,曰風者,以形用;曰雷者,以神用。用莫神于聲,故聖人因聲以為樂。為之君臣父子兄弟者,禮也,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。正聲入乎耳,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,則禮者,固吾心之所有也,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﹖(《樂論》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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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。“百人從之,一人不從,則其勢不得遽至乎死。”“死生之說不信于天下,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,勞逸之說勝,則聖人之權去矣”--重勢、重權;此點上面已經表現過了。
2。 “吾知其理,而天下之人知其事,事有不必然者,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,此告語之所不及也。告語之所不及,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,于是觀之天地之間,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為樂”。此句似為此《論》之重點。--這裏體現了老蘇所提倡的“聖人”的工作,就是讓“天下之口”為之折服,而要達到此目的,“以陰驅而潛率之”是其中一個可使用的手段。

 

 

人之嗜欲,好之有甚于生,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,于是禮之權又窮。禮之法曰:「好色不可為也。為人臣,為人子,為人弟,不可以有怨于其君父兄也。」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,皆不怨其君父兄,夫豈不善﹖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,和易而優柔,以從事于此,則天下固亦大治。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,好色之心驅諸其中,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,炎炎而生,不顧利害,趨死而後已。噫!禮之權止于死生。天下之事,不至乎可以博生者,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。今也,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于中,以為可以博生也,而先以死自處其身,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。死生之機去,則禮為無權。區區舉無權之禮,以強人之所不能,則亂益甚而禮益敗。今吾告人曰:「必無好色,必無怨爾君父兄。」彼將遂從吾言,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邪,將不能也。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,將遂大棄而不顧。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,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,將遂蕩然無所隔限,而易內竊妻之變,與弒其君父兄之禍,必反公行于天下。聖人憂焉,曰:「禁人之好色而至于淫,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于叛,患生于責人太詳。」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,則彼將反不至于亂,故聖人之道,嚴于禮而通于《詩》。《禮》曰:「必無好色,必無怨爾君父兄。」《詩》曰:「好色而無至于淫,怨爾君父兄而無至于叛。」嚴以待天下之賢人,通以全天下之中人。吾觀《國風》,婉孌柔媚而卒守以正,好色而不至于淫者也;《小雅》,悲傷詬讟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,怨而不至于叛者也,故天下觀之曰:「聖人固許我以好色,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。許我以好色,不淫可也;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,則彼雖以虐遇我,我明譏而明怨之,使天下明知之,則吾之怨亦得當焉,不叛可也。」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于淫叛之地者,非斷不能也。斷之始生于不勝,人不自勝其忿,然後忍棄其身,故《詩》之教,不使人之情至于不勝也。夫橋之所以為安于舟者,以有橋而言也。水潦大至,橋必解,而舟不至于必敗,故舟者,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。吁!禮之權,窮于易達而有《易》焉、窮于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,窮于強人而有《詩》焉。吁!聖人之慮事也蓋詳。(《詩論》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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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。“人之嗜欲”“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,好色之心驅諸其中,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,炎炎而生,不顧利害,趨死而後已。”“彼將遂從吾言,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邪,將不能也。”--此是論“人情”。並非從理想的道德方面看人,而是從執政者要真正面對的“人之常情”作爲著眼點。
2。“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,則彼將反不至于亂。”“不至于叛”--這個論點是以實際效果而言,是否達到“權”的功效則看結果是否為“亂”為“叛”。
3,“嚴以待天下之賢人,通以全天下之中人。”--此是“權”。這裏,我想其實可能老蘇借用的是佛經裏使用的一個義理,就是佛說很多的話,都是“權”,是為不同的人而設的説法(因此才有《法華經》的“開權顯實”)。
4。“夫橋之所以為安于舟者,以有橋而言也。水潦大至,橋必解,而舟不至于必敗,故舟者,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。”--此為一有趣的比喻。“近人情”之學説,與談“天理”者最大的區別,在這個比喻中可窺見一二。

 

 

風俗之變,聖人為之也。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,聖人之權用于當世。而風俗之變益甚,以至于不可復反,幸而又有聖人焉,承其後而維之,則天下可以復治。不幸其後無聖人,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。昔者,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。于《詩》見商與周焉而不詳。及觀《書》,然後見堯、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亟也。自堯而至于商,其變也,皆得聖人而承之,故無憂。至于周,而天下之變窮矣。忠之變而入于質,質之變而入于文,其勢便也。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于忠也,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。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,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。彼其始未嘗文焉,故忠質而不辭,今吾日食之以太牢,而欲使之復茹其菽哉!嗚呼!其後無聖人,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。周之後而無王焉,固也。其始之制其風俗也,固不容為其後者計也,而又適不值乎聖人,固也,後之無王者也。當堯之時,舉天下而授之舜,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。方堯之未授天下于舜也,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,度其當時之民,莫不以為大怪也。然而,舜與禹也,受而居之,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,而其祖宗既已為之累數十世者,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,又示嘗悅之以利。而開之以丹朱、商均之不肖也,其意以為,天下之民以我為當在此位也,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,譽己以固之也。湯之伐桀也,囂囂然數其罪而以告人,如曰:「彼有罪,我伐之宜也。」既又懼天下之民不己悅也,則又囂囂然以言柔之曰:「萬方有罪,在予一人。予一人有罪,無以爾萬方。」如曰:「我如是而為爾之君,爾可以許我焉耳。」吁!亦既薄矣。至于武王,而又自言其先祖父偕有顯功,既已受命而死,其大業不克終,今我奉承其志,舉兵而東伐,而東國之士女,束帛以迎我,紂之兵倒戈以納我。吁,又甚矣!如曰:「吾家之當為天子久矣,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。」伊尹之在商也,如周公之在周也,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,周公為之紛紛乎急于自疏其非篡也,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。權用而風俗成,吾安坐而鎮之,夫孰知夫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﹖(《書論》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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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。“治”靠“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”。
2。“風俗之變”以“勢”論。
3。個人覺得“其始之制其風俗也,固不容為其後者計也”是一個很有見地的見解;尤其在大家都有機會隨時捧出“先王之法”怎樣怎樣好的時代,這句話除了本身是對的以外,用來辯論也是非常實用的!
4。以《書》所記錄的古代的言語來觀“風俗之變”。

 

 

  賞者,天下之公也;是非者,一人之私也。位之所在,則聖人以其權為天下之公,而天下以懲以勸;道之所在,則聖人以其權為一人之私,而天下以榮以辱。周之衰也,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,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。而《春秋》賞人之功,赦人之罪,去人之族,絕人之國,貶人之爵,諸侯而或書其名,大夫而或書其字,不惟其法,惟其意,不徒曰此是此非,而賞罰加焉,則夫子固曰:「我可以賞罰人矣。」賞罰人者,天子諸侯事也,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《春秋》,而己則為之,其何以責天下!位,公也;道,私也,私不勝公,則道不勝位。位之權得以賞罰,而道之權不過于是非。道在我矣,而不得為有位者之事,則天下皆曰:「位之不可僭也如此。」不然天下其誰不曰:「道在我,則是道者,位之賊也。」曰:「夫子豈誠賞罰之邪﹖」徒曰:「賞罰之耳,庸何傷﹖」曰:「我非君也,非吏也,執塗之人而告之曰,某為善,某為惡,可也。繼之曰,某為善,吾賞之;某為惡,吾誅之,則人有不笑我者乎﹖」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!然則,何足以為夫子﹖何足以為《春秋》﹖曰夫子之作《春秋》也,非曰孔氏之書也,又非曰我作之也,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。曰此魯之書也,魯作之也。有善而賞之,曰魯賞之也;有惡而罰之,曰魯罰之也。何以知之﹖曰夫子繫《易》之《繫辭》,言孝謂之《孝經》,皆自名之,則夫子私之也。而《春秋》者,魯之所以名史,而夫子託焉,則夫子公之也。公之以魯史之名,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。《春秋》之賞罰,自魯而及于天下,天子之權也。魯之賞罰不出境,而以天子之權與之,何也﹖曰天子之權在周,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。武王之崩也,天子之位當在成王,而成王幼,周公以為天下不可以無賞罰,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,以賞罰天下,以存周室。周之東遷也,天子之權當在平王,而平王昏,故夫子亦曰,天下不可以無賞罰,而魯,周公之國也,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,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,以賞罰天下,以尊周室,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。然則,假天子之權宜如何﹖曰如齊桓、晉文可也。夫子欲魯如齊桓、晉文而不遂,以天子之權與齊、晉者何也﹖齊桓、晉文陽為尊周而實欲富強其國,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。周公心存王室,雖其子孫不能繼,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,其意曰,有周公之心而後可以行桓、文之事。此其所以不與齊、晉而與魯也。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,顧其心以為,今之天下無周公,故至此。是故,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,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。吾觀《春秋》之法,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,此其意,欲魯法周公之所為,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,明矣。夫子歎禮樂征伐自諸侯出,而田常弒其君,則沐浴而請討,然則,天子之權,夫子固明以與魯也。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,讀經而書孔某卒。夫子既告老矣,大夫告老而卒,不書,而夫子獨書,夫子作《春秋》以公天下,而豈私一孔某哉!嗚呼!夫子以為魯國之書,而子貢之徒以為孔氏之書也歟﹖遷、固之史,有是非而無賞罰,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。後之效夫子作《春秋》者,吾惑焉。《春秋》有天子之權,天下有君,則《春秋》不當作;天下無君,則天下之權,吾不知其誰與!天下之人,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﹖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,不與人而自與則僭,不與人,不自與,而無所與則散。嗚呼!後之《春秋》,亂邪﹖僭邪,散邪﹖(《春秋論》。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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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。此《論》想解決的問題是:夫子爲何無“位”而以《春秋》行賞罰(天下之公)?答案是夫子托魯史之名義,而表明“有周公之心而後可以行桓、文之事”。
2。但,此以私行公是老蘇不贊成的,因爲天下人都會以爲“道在我”,“亂、僭、散”是其後果。

 

附錄
  林竹溪《鬳齋學記》曰:「老泉上歐公書,如曰:『近養其心,幸其道之將成,可以復見于當世賢人君子。』又曰:『斯人之去,而道雖成,不復足以為榮。』又曰:『姑養其心,使其道大有成,而待之何傷﹖』又曰:『道既已粗成,而果將有以發之也。』愚嘗以為己、為人之訓參之,無乃不可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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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。养心使道成

 

總結一下:

1。 蘇洵之學,是如何成治,就是社會秩序如何建立。所以說“聖人”,不指孔夫子而指古之聖王,甚至對以《春秋》行賞罰也覺得不該鼓勵(不知道是否針對歐陽修的《新五代史》而說?);說禮則重其防亂的社會功能。從立言的層次看,蘇洵確實是站在先秦諸子百家而非經生學者的角度去看問題。

2。具體來説,蘇洵重人情(“人之常情”)、風俗、勢,而主張用機、用權、用術來成治。注重輿論(“折天下之口”),並不排斥以手段來達到實際的執政效果。這套主張再加上其文章的議論風格,讓蘇洵有先秦縱橫辯士之風,而議論不流於迂腐。依此,蘇洵確實對六經都能表達出獨特的視角。

 

文忠蘇東坡先生軾

  蘇軾,字子瞻,老泉長子。生十年,老泉宦學四方,母程氏親授以書,聞古今成敗,輒能語其要。程氏讀東漢《范滂傳》,慨然太息,先生請曰:「軾若為滂,母許之否乎﹖」程氏曰:「汝能為滂,吾顧不能為滂母邪﹖」比冠,博通經史,屬文日數千言,好賈誼、陸贄書。既而讀《莊子》,歎曰:「吾昔有見,口未能言,今見是書,得吾心矣。」嘉祐二年,試禮部。主司歐陽兗公得先生《刑賞忠厚論》,疑其客曾子固所為,但置第二;復以《春秋》對義居第一,殿試中乙科。授福昌簿。兗公以才識兼茂,薦之祕閣。制策,入三等。英宗在藩邸聞其名,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、知制誥。宰相韓魏公曰:「軾之才,遠大器也,要在朝廷培養之。今若驟用,天下士未必以為然,且請召試。」英宗曰:「試之未知其能否,如軾有不能邪﹖」及試二論,復入三等,得直史館。王荊公執政,素惡其議論異己,以判官告院。四年,荊公欲變科舉、興學校,詔兩制、三館議。先生議上有曰:「性命之說,自子貢不得聞,而今之學者,恥不言性命,讀其文,浩然無當而不可窮;觀其貌,超然無著而不可挹,此豈真能然哉!蓋中人之性,安于放而樂于誕耳。陛下亦安用之﹖」神宗悟曰:「吾固疑此,得軾議,意釋然矣。」召問:「何以助朕﹖」先生言:「求治太急,聽言太廣,進人太銳。願鎮以安靜。」時荊公創行新法,先生上書論條例司、青苗等法不便于民,且言:「國家之所以存亡者,在道德之淺深,不在乎強與弱;歷數之所以長短者,在風俗之厚薄,不在乎富與貧。」荊公怒,嗾御史誣奏其過,窮治無所得。先生請外,判杭州。徙知密州,再徙徐州。河決曹村,先生築隄障之。又徙湖州,上表以謝。又以事不便民者,以詩託諷。御史李定、舒亶、何正言摭其表語,並媒糱所為詩以為訕謗,逮赴臺獄,欲置之死。神宗憐之,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。先生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,築室于東坡,自號東坡居士。哲宗立,累除翰林學士,旋兼侍讀。每進讀至治亂興衰、邪正得失之際,未嘗不反覆開導。哲宗雖恭默不言,輒首肯之。嘗對便殿,宣仁后問曰:「卿今為何官﹖」曰:「臣今待罪翰林學士。」曰:「何以遽至此﹖」曰:「遭遇太皇太后、皇帝陛下。」曰:「非也。此先帝意也。先帝每讀卿文章,必歎曰:『奇才,奇才!』但未及進用卿耳。」先生不覺哭失聲,宣仁后與哲宗亦泣。已而命坐賜茶,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。積以論事,為當軸者所恨。先生恐不見容,請外,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,濬湖治井,民受其利。召為翰林承旨,復以纔請外,出知潁州。徙揚州。俄以兵部尚書召兼侍讀。尋兼端明殿、翰林侍讀兩學士,為禮部尚書。宣仁后崩,哲宗親政。先生乞補外,出知定州。時國事將變,先生不得入辭。既行,上書言:「毋進好利之臣,輕有變改。願虛心循理,區別邪正。」紹聖初,御史論先生掌內外制日,所作詞命,譏斥先朝。遂以本官知英州,尋貶寧遠軍節度副使,惠州安置。居三年,泊然無所蔕芥,人無賢愚,皆得其歡心。又貶瓊州別駕,居昌化,著書以為樂。徽宗立,移廉州,改舒州團練副使,徙永州。更三大赦,還提舉玉局觀,復朝奉郎。建中靖國元年,卒于常州,年六十有六。先生與弟轍,夙承家學,自謂:「作文如行雲流水,初無定質,但行于所當行,止于所不可不止。」雖嬉笑怒罵之辭,皆可書而誦之。其體渾涵光芒,雄視百代,有文章以來,蓋亦解矣。老泉作《易傳》未成,命述其志。先生成《易傳》,復作《論語說》。後居海南,作《書傳》。又有《東坡集》四十卷、《後集》二十卷、《奏議》十五卷、《內制》十卷、《外制》三卷、《和陶》詩四卷。(雲濠案:《郡齋讀書志》別增《應詔集》十卷,合稱「東坡七集」。)一時文人如黃庭堅、晁補之、秦觀、張耒、陳師道,舉世未之識,先生待之如朋儔,未嘗以師資自予也。自為舉子至出入侍從,忠規讜論,挺挺大節。但為小人擠排,不得安于朝廷。鬱無聊之甚,轉而逃入于禪,斯亦通人之蔽也。累贈太師,諡文忠。三子:邁、迨、過,俱善為文。(參史傳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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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。此段基本上是《宋史》裏《蘇軾傳》的節略。但節略的角度,似與《蘇軾傳》稍有區別。竊以爲不能很好的反映東坡的學問規模。
2。不過,與關於蘇洵的案語相比,這個片段突出了東坡的個人修養的境界。

 

 

蘇氏易解

  朱子曰:「《乾》之《彖辭》,發明性命之理,與《詩》、(《烝民》、《維天之命》。)《書》、(《湯誥》、《太誓》。)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相表裏,而《大傳》之言亦若符契。蘇氏不知其說,而欲以其所臆度者言之,又畏人之指其失也,故每為不可言、不可見之說以先後之,務為閃倏滉漾不可捕捉之形,使讀者茫然,雖欲攻之,而無所措其辯。殊不知性命之理甚明,而其為說至簡。今將言之,而先曰不可言;既指之,而又曰不可見,足以眩夫未嘗學問之庸人矣。由學者觀之,豈不適所以為未嘗見、未嘗知之驗哉!然道衰學絕,世頗惑之,故為之辯,以待後之君子,而其他言死生鬼神之不合者,亦并附焉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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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。整段文字都是以朱子的案語來評論《東坡易傳》的文字。
2。從這個第一段就覺得朱子的案語不合適。天道的不可言,從論語的“天何言哉!”就開始;周易最經典的注疏者王弼,也有類似的觀念。東坡的説法,不見得有什麽可非議之處。
3。此“不可言”,也許也有延續老蘇《易論》中“童而習之,白首而不得其源”的意思。

 

 

「大哉乾元,萬物資始,乃統天。」此論元也。元之為德,不可見也,所可見者,萬物資始而已。天之德不可勝言也,惟是為能統之。
朱子曰:「四德之元,猶四時之春,五常之仁,乃天地造化發育之端,萬物之所從出,故曰『萬物資始』,言取其始于是也。存而察之心目之間,體段昭然,未嘗不可見也。然惟知道者乃能識之,是以蘇氏未之見耳。不知病此,顧以己之不見為當然,而謂真無可見之理,不亦惑之甚與!」

「雲行雨施,品物流形。」此所以為亨也。「大明終始,六位時成,時乘六龍以御天。」此所以為利也。
朱子曰:「此言聖人體元亨之用,非言利也。」

「乾道變化,各正性命,保合太和。」此所以為貞也。
朱子曰:「此兼言利貞,而下句結之也。」

「乃利貞。」并言之也。
朱子曰:「此結上『乾道變化,各正性命,保命太和』之文,與『大明終始,六位時成,時乘六龍以御天』不相蒙。蘇氏之說亦誤矣。」

正,直也。方其變化,各之于情,無所不至。反而循之,各直其性,以至于命。此所以為貞也。
朱子曰:「品物流行,莫非乾道之變化,而于其中,物各正其性命,以保合其太和焉,此乾之所以為利且貞也。此乃天地化育之源,不知更欲反之于何地﹖而又何性之可直,何命之可至乎﹖若如其說,則『保合太和』一句無所用矣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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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段混亂,並與我今能見的《東坡易傳》有異。以下引龍吟的點評本述之(吉林文史出版社,2002年)

 

 

回來繼續本帖子原主題
http://www.guoxue123.com/other/xuean/songyuanxuean4/024.htm

我想,或是先看東坡怎麽說,最後才回頭看朱子的按語。版本,標點問題暫不研究,畢竟只是學習筆記。
現將原文引的《東坡易傳》分為三大段。

蘇氏易解

大哉乾元,萬物資始,乃統天。此論元也。元之為德,不可見也,所可見者,萬物資始而已。天之德不可勝言也,惟是為能統之。
雲行雨施,品物流行。此所以為亨也。
大明終始,六位時成,時乘六龍以御天。此所以為利也。
乾道變化,各正性命,保合太和。此所以為貞也。
乃利貞。并言之也。
正,直也。方其變化,各之于情,無所不至。反而循之,各直其性,以至于命。此所以為貞也。
古之君子,患性之難見也,故以可見者言性。以可見者言性,皆性之似也。
君子日修其善以消其不善,不善者日消,有不可得而消者焉。小人日修其不善以消其善,善者日消,有不可得而消者焉。夫不可得而消者,堯、舜不能加焉,桀、紂不能逃焉,是則性之所在也。又曰:「性之所在,庶幾知之,而性卒不可得而言也。」
聖人以為猶有性者存乎吾心,則是猶有是心也。有是心也,偽之始也,于是又推其至者,而假之曰命。命,令也,君之命曰令,天之令曰命。性之至者,非命也,無以名之,而寄之命耳。
死生壽夭,無非命者,未嘗去我也,而我未嘗覺知焉。聖人之于性也,至焉,則亦不自覺知而已矣,此以為命也。又曰:「命之與性,非有天人之辨也,于其不自覺知,則謂之命。」
首出庶物,萬國咸寧。至于此,則無為而物自安矣。

一陰一陽之謂道,繼之者善也,成之者性也。陰陽果何物哉﹖雖有婁、曠之聰明,未有能得其髣者也。陰陽交然後生物,物生然後有象,象立而陰陽隱,凡可見者,皆物也,非陰陽也。然謂陰陽為無有,可乎﹖雖至愚,知其不然也。物何自生哉!是故,指生物而謂之陰陽,與不見陰陽之髣而謂之無有,皆惑也。
聖人知道之難言也,故借陰陽以言之曰,一陰一陽之謂道。一陰一陽者,陰陽未交,而物未生之謂也。喻道之似,莫密于此者矣。陰陽一交而生物,其始為水。水者,無有之際也,始離于無而入于有矣。老子識之,故其言曰:「上善治水。」又曰:「水幾于道。」聖人之德,雖可以名,而不囿于一物,若水之無常形,此善之上者,幾于道矣,而非道也。若夫水之未生,陰陽之未交,廓然無一物,而不可謂之無有,此真道之似也。
陰陽交而生物,道與物接而生善;物生而陰陽隱,善立而道不見矣,故曰:「繼之者善也,成之者性也。」仁者見道而謂之仁,知者見道而謂之知,夫仁知,聖人之所謂善也。善者,道之繼,而指以謂道則不可。今不識其人而識其子,因之以見其人則可,以謂其人則不可,故曰:「繼之者善也。」學道而自其繼者始,則道不全。
昔于《孟子》以為性善,以為至矣,讀《易》而後知其未至也。孟子之于性,蓋見其繼者而已矣。夫善,性之效也,孟子未及見性,而見其性之效,因以所見者為性。猶火之能熟物也,吾未見火,而指天下之熟物以為火,夫熟物則火之效也。
敢問性與道之辨。曰,難言也,可言其似。道之似則聲也,性之似則聞也。有聲而後聞邪﹖有聞而後聲邪﹖是二者果一乎﹖果二乎﹖孔子曰:「人能宏道,非道宏人。」又曰:「神而明之,存乎其人。」性者,所以為人者也,非是,無以成道矣。
仁者見之謂之仁,知者見之謂之知,百姓日用而不知,故君子之道鮮矣。屬目于無形者,或見其意之所存,故仁者以道為仁,意存乎仁也;知者以道為知,意存乎知也。賢者存意而妄見,愚者日用而不知,是以君子之道,成之以性者鮮矣。

原始反終,故知死生之說。人所以不知死生之說者,駭之耳。原始反終,使之了然而不駭也。
精氣為物,遊魂為變,是故知鬼神之情狀。物,鬼也。變,神也。鬼常與體魄俱,故謂之物。神無適而不可,故謂之變。精氣為魄,魄為鬼;志氣為魂,魂為神,故《禮》曰:「體魄則降,知氣在上。」鄭子產曰:「其用物也宏矣,其取精也多矣。」古之達者已知此矣。一人而有二知,無是道也。然而有魄者,有魂者,何也﹖眾人之志,不出于飲食男女之間,與凡養生之資,其資厚者其氣強,其資約者其氣微,故氣勝志而為魄。聖賢則不然,以志一氣,清明在躬,氣志如神,雖祿之天下,窮至匹夫,無所損益也,故志勝氣而為魂。眾人之死為鬼,而聖人為神,非有二致也,志之所以者異也。

 

大哉乾元,萬物資始,乃統天。此論元也。元之為德,不可見也,所可見者,萬物資始而已。天之德不可勝言也,惟是為能統之。
雲行雨施,品物流行。此所以為亨也。
大明終始,六位時成,時乘六龍以御天。此所以為利也。
乾道變化,各正性命,保合太和。此所以為貞也。
乃利貞。并言之也。
正,直也。方其變化,各之于情,無所不至。反而循之,各直其性,以至于命。此所以為貞也。
古之君子,患性之難見也,故以可見者言性。以可見者言性,皆性之似也。
君子日修其善以消其不善,不善者日消,有不可得而消者焉。小人日修其不善以消其善,善者日消,有不可得而消者焉。夫不可得而消者,堯、舜不能加焉,桀、紂不能逃焉,是則性之所在也。又曰:「性之所在,庶幾知之,而性卒不可得而言也。」
聖人以為猶有性者存乎吾心,則是猶有是心也。有是心也,偽之始也,于是又推其至者,而假之曰命。命,令也,君之命曰令,天之令曰命。性之至者,非命也,無以名之,而寄之命耳。
死生壽夭,無非命者,未嘗去我也,而我未嘗覺知焉。聖人之于性也,至焉,則亦不自覺知而已矣,此以為命也。又曰:「命之與性,非有天人之辨也,于其不自覺知,則謂之命。」
首出庶物,萬國咸寧。至于此,則無為而物自安矣。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此段的要點:
1。區分不可見與可見。“元之為德,不可見也,所可見者,萬物資始而已。”
2。以“正,直也。方其變化,各之于情,無所不至。反而循之,各直其性,以至于命。此所以為貞也。”來解釋“乾道變化,各正性命”。值得注意的是“反而循之”中“反”,似是老學、玄學、道教的常用詞彙。
3。以性為不可見。“古之君子,患性之難見也,故以可見者言性。以可見者言性,皆性之似也。”但此句中的“難”字,是困難還是不可能?似可有歧義。
4。“性卒不可得而言”
5。“性之所在”,是任何人都逃避不了的善與不善。但“性之所在”不是“性”。
6。心就是“性之所在”,不然的話起碼也在“性之所在”的層面。“聖人以為猶有性者存乎吾心。”
7。“有是心也,偽之始也”。
8。“性之至者,非命也,無以名之,而寄之命耳。”此句雖然是解釋“各正性命”,但比較明顯是同時聯係《中庸》“天命之謂性”而說的(“天之令曰命”)
9。爲什麽“性之至者”,無以名之(見3。),而要稱爲命呢?因爲“不自覺知”,就像命運(“死生壽夭”)是不能知道的。
10。“無為而物自安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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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段關於命、性、心等的解釋比較複雜,又因爲很多地方語焉不詳,所以比較難懂。現嘗試總結一下我對此段的詮釋:

A) 性(人性)的本質(強名為“命”)是不可知、不可見、不可言的。“性存乎心”,心可知,可見,可言,“偽之始也”。
B) 再加上“反而循之”、“無為而物自安”等,則可以推測說東坡此處是使用玄學的模型(也許可一比擬“玄、無、有”)去解釋“命、性、心”三者。

 

 

 

朱子對此段的評語:

  朱子曰:「《乾》之《彖辭》,發明性命之理,與《詩》、(《烝民》、《維天之命》。)《書》、(《湯誥》、《太誓》。)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相表裏,而《大傳》之言亦若符契。蘇氏不知其說,而欲以其所臆度者言之,又畏人之指其失也,故每為不可言、不可見之說以先後之,務為閃倏滉漾不可捕捉之形,使讀者茫然,雖欲攻之,而無所措其辯。殊不知性命之理甚明,而其為說至簡。今將言之,而先曰不可言;既指之,而又曰不可見,足以眩夫未嘗學問之庸人矣。由學者觀之,豈不適所以為未嘗見、未嘗知之驗哉!然道衰學絕,世頗惑之,故為之辯,以待後之君子,而其他言死生鬼神之不合者,亦并附焉。」
  朱子曰:「四德之元,猶四時之春,五常之仁,乃天地造化發育之端,萬物之所從出,故曰『萬物資始』,言取其始于是也。存而察之心目之間,體段昭然,未嘗不可見也。然惟知道者乃能識之,是以蘇氏未之見耳。不知病此,顧以己之不見為當然,而謂真無可見之理,不亦惑之甚與!」
  朱子曰:「此言聖人體元亨之用,非言利也。」
  朱子曰:「此兼言利貞,而下句結之也。」
  朱子曰:「此結上『乾道變化,各正性命,保命太和』之文,與『大明終始,六位時成,時乘六龍以御天』不相蒙。蘇氏之說亦誤矣。」
  朱子曰:「品物流行,莫非乾道之變化,而于其中,物各正其性命,以保合其太和焉,此乾之所以為利且貞也。此乃天地化育之源,不知更欲反之于何地﹖而又何性之可直,何命之可至乎﹖若如其說,則『保合太和』一句無所用矣。」
  朱子曰:「古之君子,盡其心則知其性矣,未嘗患其難見也。其言性也,亦未嘗不指而言之,非但言其似而已也。且夫性者,又豈有一物似之,而可取此以況彼邪﹖然則,蘇氏所見,始徒見其似者,而未知夫性之未嘗有所似也。」
  朱子曰:「蘇氏此言,最近于理。前章所謂性之所似,殆謂是邪﹖夫謂:『不善日消,而有不可得而消者』,則疑若謂夫本然之至善矣。謂『善日消,而有不可得而消者』,則疑若謂夫良心之萌櫱矣。以是為性之所在,則似矣。而蘇氏初不知性之所自來,善之所從立,則其意似不謂是也,特假于浮屠『非幻不滅,得無所還者』而為是說,以幸其萬一之或中耳。是將不察乎繼善成性之所由,梏亡反覆之所害,而謂人與犬羊之性無以異也,而可乎﹖夫其所以重歎性之不可言,蓋未嘗見所謂性者,是以不得而言之也。」
  朱子曰:「蘇氏以『性存于吾心,則為偽之始』,是不知性之真也。以『性之至者,非命而假名之』,是不知命之實也。如此,則是人生而無故有此大偽之本,聖人又為之計度隱諱,偽立名字以彌縫之,此何理哉!此蓋未嘗深攷夫《大傳》、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之說,以明此章之義,而溺于釋氏『未有天地,已有此性』之言,欲語性于天地生物之前,而患夫命者之無所寄,于是為此說以處之,使兩不相病焉耳。使其誠知性命之說矣,而欲語之于天地生物之前,蓋亦有道,必不為是支離淫遁之辭也。」
  朱子曰:「如蘇氏之說,則命無所容。命無所容,則聖人所謂至命者,益無地以處之,故為是說以自迷罔,又以罔夫世之不知者而已。豈有命在我,而不自覺知,而可謂之聖人哉!蘇氏又引《文言》利貞性情之文,傅會其說,皆非經之本旨,今不復辯。」
  朱子曰:「此言聖人體利貞之德也。蘇氏說無病,然其于章句有未盡其說者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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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子所反對東坡者:
1。蘇氏以性命之理為不可言、不可見,其實是他未嘗見、未嘗知。
2。蘇氏不明生生之理(“四德之元,猶四時之春,五常之仁,乃天地造化發育之端,萬物之所從出”)(“此乃天地化育之源”)
3。蘇氏“不知性之所自來,善之所從立”“不知性之真”“不知命之實”
4。“欲語性于天地生物之前,而患夫命者之無所寄”
5。劃分章句方面的不同。
6。“假于浮屠”“溺于釋氏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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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子理解的《東坡易傳》的幾個主要的點:a) 性命之理為不可言、不可見; b) 不談生生化育之源; c) “欲語性于天地生物之前” 都確實是東坡與理學的區別。
章句方面,我沒有研究。
而說東坡“假于浮屠”“溺于釋氏”則顯然為門戶之見。說東坡之說《易》,假于老子、王弼、郭象也許更為貼切。

 

 

一陰一陽之謂道,繼之者善也,成之者性也。陰陽果何物哉﹖雖有婁、曠之聰明,未有能得其髣者也。陰陽交然後生物,物生然後有象,象立而陰陽隱,凡可見者,皆物也,非陰陽也。然謂陰陽為無有,可乎﹖雖至愚,知其不然也。物何自生哉!是故,指生物而謂之陰陽,與不見陰陽之髣而謂之無有,皆惑也。
聖人知道之難言也,故借陰陽以言之曰,一陰一陽之謂道。一陰一陽者,陰陽未交,而物未生之謂也。喻道之似,莫密于此者矣。陰陽一交而生物,其始為水。水者,無有之際也,始離于無而入于有矣。老子識之,故其言曰:「上善治水。」又曰:「水幾于道。」聖人之德,雖可以名,而不囿于一物,若水之無常形,此善之上者,幾于道矣,而非道也。若夫水之未生,陰陽之未交,廓然無一物,而不可謂之無有,此真道之似也。
陰陽交而生物,道與物接而生善;物生而陰陽隱,善立而道不見矣,故曰:「繼之者善也,成之者性也。」仁者見道而謂之仁,知者見道而謂之知,夫仁知,聖人之所謂善也。善者,道之繼,而指以謂道則不可。今不識其人而識其子,因之以見其人則可,以謂其人則不可,故曰:「繼之者善也。」學道而自其繼者始,則道不全。
昔于《孟子》以為性善,以為至矣,讀《易》而後知其未至也。孟子之于性,蓋見其繼者而已矣。夫善,性之效也,孟子未及見性,而見其性之效,因以所見者為性。猶火之能熟物也,吾未見火,而指天下之熟物以為火,夫熟物則火之效也。
敢問性與道之辨。曰,難言也,可言其似。道之似則聲也,性之似則聞也。有聲而後聞邪﹖有聞而後聲邪﹖是二者果一乎﹖果二乎﹖孔子曰:「人能宏道,非道宏人。」又曰:「神而明之,存乎其人。」性者,所以為人者也,非是,無以成道矣。
仁者見之謂之仁,知者見之謂之知,百姓日用而不知,故君子之道鮮矣。屬目于無形者,或見其意之所存,故仁者以道為仁,意存乎仁也;知者以道為知,意存乎知也。賢者存意而妄見,愚者日用而不知,是以君子之道,成之以性者鮮矣。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此段的要點:
1。陰陽交然後生物,道與物接而生善。物生而陰陽隱,善立而道不見矣。陰陽不可見,物有象而可見。物为陰陽生而非陰陽,善道之繼而为非道。學道而自其繼者始,則道不全。
2。道難言,以一陰一陽喻道,就是物未生之謂。
3。陰陽一交而生物,其始為水。明用老子言。
4。以孟子性善为未至。善,性之效,猶熟物為火之效。
5。性與道似,猶聲與聞,難説先後一二。性者,所以為人者也,非是,無以成道矣。
6。道無形,說為仁知則是存意而妄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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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) 此段的基本區分仍是可見與不可見
B) 而可見生於不可見者。不可見(無形者)為道、性、陰陽;可見為物、象、善=仁知
C) 以善為道則是存意之妄見,不能見道之全
D) 性為人性,與道的關係類似于聞與聲,難説先後一二。

此實留出了一個口子,就是天地宇宙與人性之間的關係問題,因爲道與陰陽的關係只是“喻”,又道與性的關係類似於(沒有說是等於)現象與感知,因此人、性與陰陽的關係不是很明確,雖然肯定跟道有某些關聯。

 

 

朱子之評:
1  朱子曰:「陰陽盈天地之間,其消息闔闢,終始萬物,觸目之間,有形無形,無非是也。而蘇氏以為,『象立而陰陽隱,凡可見者,皆物也,非陰陽也』,失其理矣!達陰陽之本者,固不指生物而謂之陰陽,亦不別求陰陽于物象見聞之外也。」
2  朱子曰:「一陰一陽,往來不息,舉道之全體而言,莫著于此者矣。而以為借陰陽以喻道之似,則是道與陰陽各為一物,借此而況彼也。陰陽之端,動靜之機而已,動極而靜,靜極而動,故陰中有陽,陽中有陰,未有獨立而孤居者,此一陰一陽所以為道也。今曰『一陰一陽者,陰陽未交,而物未生』,『廓然無一物,不可謂之無有者,道之似也』,然則,道果何物乎﹖此皆不知道之所以為道,而欲以虛無寂滅之學,揣摹而言之,故其說如此。」
3  朱子曰:「『繼之者善』,言道之所出無非善也,所謂元也,物得是而成之,則各正其性命矣。而所謂道者,固自若也,故率性而行,則無往而非道。此所以天人無二道,幽明無二理,而一以貫之也。而曰『陰陽交而生物,道與物接而生善;物生而陰陽隱,善立而道不見』。『善者,道之繼而已。』『學道而自其繼者始,則道不全。』何其言之繆邪!且道外無物,物外無道,今曰『道與物接』,則是道與物為二,截然各居一方,至是而始相接,則不亦繆乎!」
4  朱子曰:「《孟子》道性善,蓋探其本而言之,與《易》之旨未始有毫髮之異,非但言性之效而已也。蘇氏急于立說,非特不察于《易》,又不及詳于《孟子》,故其言之悖如此!」
5  朱子曰:「子思子曰:『率性之謂道。』邵子曰:『性者,道之形體也。』與《大傳》此章之旨相為終始。言性與道,未有若此言之著者也。蘇氏之言,曲譬巧喻,欲言其似而不可得,豈若聖賢之言,直示而無隱邪﹖昔孔子順謂公孫龍之辯:「幾能令臧三耳矣。然謂兩耳者甚易,而實是也;謂三耳者甚難,而實非也。將從其易而是者乎﹖將從其難而非者乎﹖』此言似之矣!」
6  朱子曰:「蘇氏不知仁知之根于性,顧以仁知為妄見,乃釋、老之說。聖人之言,豈嘗有是哉!謂之不見其全,則或可矣。又曰『君子之道,成之以性者鮮矣』,文義亦非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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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處朱子的批評主要是雙方對各個詞彙和整體的理解不同:
1。朱子不以陰陽指生物。第一條提出一個對東坡的一個可能的問題: 陰陽不可見,那陰陽可知嗎?
2。朱子以往來不息來理解一陰一陽。當然可以提出:道與陰陽是什麽關係?但朱子本身在這裡的表達,同樣會出現這個問題,因爲沒有明確提出其“陰陽屬氣,而理氣不即不離”的理論背景。“道果何物乎﹖”東坡應該會說:“道非物。”老是說東坡想以佛教義理說易,偏見可真夠大的。
3。朱子以“道之所出無非善”,則要解釋的問題是不善從何出?朱子以“道外無物,物外無道”而批評東坡“道與物為二”;東坡從頭到尾都是明確說“道與物為二”的,則東坡反過來可問““道外無物,物外無道”,難道“道就是物”,要是這樣的話“道之所出無非善”怎麽可能?
4。東坡不說《四書》與《易傳》所說的道理完全一致;朱子則相反。應該說,東坡是重六經與孔子的,而不認爲《孟子》、《學》、《庸》定為至理。
5。這裡引用邵子的那句“性者,道之形體也”我不太能理解。不過,東坡說性不可見,則肯定不會認同邵子的話。東坡的譬喻主要是說道性難分先後一二。“率性之謂道”,不知道朱子是認爲哪個先行,是一是二。要好好看一看《中庸章句》再補充。
6。蘇氏意思是仁知=善=道與物接。不論道與陰陽關係怎樣,仁知是根於道而非道。說“妄”是因爲“存意”。不過這裡朱子終于說到“老”子之說了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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雙方義理背景相差比較大,所以朱子的批評大都很難説的上有説服力。除了上帖我提到的1)道與陰陽的關係不明確外,還有的問題就是2)不可見是否就是不可知、不可言?

 

 

 

原始反終,故知死生之說。人所以不知死生之說者,駭之耳。原始反終,使之了然而不駭也。
精氣為物,遊魂為變,是故知鬼神之情狀。物,鬼也。變,神也。鬼常與體魄俱,故謂之物。神無適而不可,故謂之變。精氣為魄,魄為鬼;志氣為魂,魂為神,故《禮》曰:「體魄則降,知氣在上。」鄭子產曰:「其用物也宏矣,其取精也多矣。」古之達者已知此矣。一人而有二知,無是道也。然而有魄者,有魂者,何也﹖眾人之志,不出于飲食男女之間,與凡養生之資,其資厚者其氣強,其資約者其氣微,故氣勝志而為魄。聖賢則不然,以志一氣,清明在躬,氣志如神,雖祿之天下,窮至匹夫,無所損益也,故志勝氣而為魂。眾人之死為鬼,而聖人為神,非有二致也,志之所以者異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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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。指出駭與知的相互關係
2。如Wagner《王弼注研究》,中國哲學經典中的語句構成充滿了"鏈式結構”。東坡對第二句的解釋可以說是爲了解開原文的“鏈”而寫的,就是解釋“是故”前後句的關係。帶出來的是“魂魄”與鬼神的關係。具體則是兩組:神-變-魂-志氣-上-多-志勝氣-聖人;鬼-物-魄-精氣-降-宏-氣勝志-衆人。

 

 

朱子之評:
  朱子曰:「人不窮理,故不知死生之說,不知死生之說,故不能不駭于死生之變。蘇氏反謂由駭之而不知其說,失其指矣。窮理者,原其始之所自出,則知其所以生;反其終之所于歸,則知其所以死。夫如是,凡所以順生而安死者,蓋有道矣,豈徒以了然不駭為奇哉!蘇氏于原始反終言之甚略,無以知其所謂,然以不駭云者驗之,知其溺于坐亡立化,去來自在之說以為奇,而于聖人之意則昧矣。」
  朱子曰:「精聚則魄聚,氣聚則魂聚,是以為人物之體。至于精竭魄降,則氣散魂遊而無不至矣。降者屈而無形,故謂之鬼;遊者伸而不測,故謂之神,人物皆然,非有聖愚之異也。孔子答宰我之問,言之詳矣。蘇氏蓋不考諸此,而失之;子產之言,是或一道,而非此之謂也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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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。 朱子對此句的解釋比較詳細順適。東坡言之甚略,難以判斷其立場。
2。 朱子對此句的解釋,“游”字比較有著落。注意朱子也是在解釋原文的“鏈式結構

 

 

 文定蘇潁濱先生轍

  蘇轍,字子由,文忠弟也。年十九,與文忠同登進士,又同策制舉。因極言得失,而于禁廷之事為尤切,授商州軍事推官。時老泉敕修《禮書》,先生乞養親京師。既為大名推官。神宗立,先生上書言事,召對延和殿。時王荊公執政,呂惠卿附荊公,先生與論多相牾。荊公出《青苗書》使先生議,曰:「有不便,以告。」先生曰:「以錢貸民,本以救民,然出納之際,吏緣為姦,雖有法不能禁。」荊公曰:「君言有理。」自此不言青苗。會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言與荊公合,青苗法遂行。荊公召用謝卿材等,訪求四方遺利。先生力陳其不可。荊公怒,奏除河南推官。改著作佐郎,移知績溪縣。哲宗立,以秘書省校書郎召。未至,除右司諫。溫公以荊公私設《詩》、《書新義》考試天下士,欲改科舉,別為新格。先生言:「進士來年秋試,日月無幾,而議不時決。至于治經,誦讀講解,尤不輕易。要之,急難施行。惟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論議,或出己見,不專用王氏學。仍罷律義,令舉人知有定論,一意為學,以待選試,然後徐議元祐五年以後科舉格式,未為晚也。」遷起居郎、中書舍人。呂汲公為相,先生條論部事,多所建白。代兄為翰林學士,尋權吏部尚書。使契丹,館客者侍讀學士王師儒能誦其父兄之文及先生《茯苓賦》,恨不得見全集。使還,為御史中丞。自元祐初,一新庶政,至是人心已定,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,多起邪說以搖憾在位,執政患之,欲稍引用,以平夙怨,謂之「調停」。先生疏斥其非。宣仁后命宰執讀于簾前,曰:「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,其言極中理。」調停之說遂已。又奏導河、築堡、雇役、差役四弊。六年,拜尚書右丞,進門下侍郎。紹聖初,起李清臣為中書,鄧潤甫為左丞。二人久在外,不得志,稍復言熙、豐事以激怒。會廷試進士,清臣撰策題,絀元祐政。先生諫曰:「先帝之睿算,元祐以來,上下奉行,未嘗失墜。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,擢任累歲不用之人,人懷私忿,而以先帝為辭,大事去矣。」哲宗覽奏,以疏中引漢武事,不悅。落職知汝州。再責知袁州。未至,降朝議大夫、試少府監,分司南京,筠州居住。又責化州別駕,雷州安置,移循州。徽宗即位,徙永州、岳州,已而復太中大夫。蔡京當國,又降朝請大夫,居許州,再復太中大夫致仕。築室于許,號潁濱遺老,自作傳萬餘言,不復與人相見。終日默坐,如是者幾十年。政和二年,卒,年七十四。追復端明殿學士,諡文定。先生性沈靜簡潔,為文汪洋澹泊,似其為人,而秀傑之氣終不可掩。王偁稱其「心閒神王,學道有得」。又曰:「年益加而道益邃,道益邃而世事愈淡。」蓋其名與兄東坡相上下。所著《詩傳》、《春秋傳》、《古史》、《老子解》、《欒城文集》並行于世。(參史傳。雲濠案:先生著又有《龍川略志》十卷。《別志》八卷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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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段言蘇轍的學問不多:
1。與荊公、溫公的對答,以及後來對哲宗的諫,表現的是子由對於施政非常實際(practical),能充分考慮實際情況而議論政策。此點,也可以說是實踐其父在《六經論》中提出的觀點。
2。其性格“沈靜簡潔“,為文“汪洋澹泊”
3。晚年似總結學問並修道:“自作傳萬餘言,不復與人相見”“終日默坐,如是者幾十年”而實有成績“「心閒神王,學道有得」;:「年益加而道益邃,道益邃而世事愈淡。」”。其道,沒有明說是儒家或道家之道。

 

 

也如對《東坡易傳》的學習一樣,現刊子由的言論,再回來看朱子的批評。

 蘇黃門老子解

  孔子以仁義禮樂治天下,老子絕而棄之。或者以為不同。《易》曰:「形而上者謂之道,形下者謂之器。」
  孔子之慮後世也深,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。
  使中人以下守其器,不為道之所眩,以不失為君子。
  而中人以上,自是以上達也。
  老子則不然,志于明道,而急于開人心。
  故示人以道而薄于器,以為學者惟器之知則道隱矣,故絕仁義、棄禮樂以明道。
  天道不可言,可言者,皆其似者也。達者因似以識真,而昧者執似以陷于偽。
  故後世執老子之說以亂天下者有之,而學孔子者無大過。
  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,不少;而求之于孔子者,嘗苦其無所從。
  二聖人者,皆不得已也。
  全于此必略于彼矣。
  六祖所云「不思善,不思惡」,即喜怒哀樂之未發也。
  中者,佛性之異名,而和者,六度萬行之總目也。
  天下固無二道,而所以治人則異,君臣父子之間,非禮法則亂,知禮法而不知道,則世之俗儒,不足貴也。居山林,木食澗飲,而心存至道,雖為人天師可也,而以之治世則亂。古之聖人,中心行道而不毀世法,然後可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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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點:
1。會通孔老,此問題意識再次與王弼相似。
2。會通的方法是以内容(形上形下)和理論效果(學孔無大過,但求道則“苦其無所從”;學老能達道,也能亂天下者。與王弼相比,似對老子更加尊敬一些。
3。“二聖人者,皆不得已也。全于此必略于彼矣。”依牟宗三的説法,此是說人是有限的;聖人也有其命定。
4。“天道不可言,可言者,皆其似者也。”此說與其兄說“似”很像。
5。“達者因似以識真,而昧者執似以陷于偽。”以達昧對反,有佛家“迷悟”對反德意思。
6。以佛家義理去解釋《中庸》。
7。“天下固無二道,而所以治人則異,君臣父子之間,非禮法則亂,知禮法而不知道,則世之俗儒,不足貴也。居山林,木食澗飲,而心存至道,雖為人天師可也,而以之治世則亂。”此是儒道會通,但角度與其議政一樣,是比較實際(practical)的。
8。但不知如此,“古之聖人,中心行道而不毀世法,然後可耳。”此則是比較明顯是佛家菩薩的境界了。與其父在《六經論》所理解聖人為古代成治的聖王,多了一個“中心行道”的方面。

 

 

朱子之評:

  朱子曰:「蘇侍郎晚為是書,合吾儒于老子,以為未足,又并釋氏而彌縫之,可謂舛矣!然其自許甚高,至謂『當世無一人可與語此者』,而其兄東坡公亦以為『不意晚年見此奇特』。以予觀之,其可謂無忌憚者與!因為之辯。而或者謂蘇氏兄弟以文義贊佛乘,蓋未得其所謂,如《傳燈錄解》之屬,其失又有甚焉,不但此書為可辯也。應之曰:『予之所病,病其學儒之失,而流于異端,不病其學佛未至,而溺于文義也。其不得已而論此,豈好辯哉!誠懼其亂吾學之傳,而失人心之正耳。若求諸彼而不得其說,則予又何暇知焉﹖』」
  朱子曰:「道器之名雖異,然其實一物也,故曰『吾道一以貫之』。此聖人之道,所以為大中至正之極,亙萬世而無弊者也。蘇氏誦其言,不得其意,故其為說,無一辭之合。學者于此,先以予說求之,使聖人之意曉然無疑,然後以次讀蘇氏之言,其得失判然矣。」
  朱子曰:「道器一也,示人以器,則道在其中,聖人安得而晦之!孔子曰:『吾無隱乎爾!』然則,晦其道者,又豈聖人之心哉!大抵蘇氏所謂道者,皆離器而言,不知其指何物而名之也。」
  朱子曰:「如蘇氏此言,是以道為能眩人,而使之不為君子也,則道之在天下,適所以為斯人之禍矣!」
  朱子曰:「聖人所謂達,兼本末精粗而一以貫之也。蘇氏之所謂達,則舍器而入道矣。」
  朱子曰:「老子之學,以無為為宗。果如此言,乃是急急有為,惟恐其緩而失之也。然則,老子之意,蘇氏亦有所不能窺者矣。」
  朱子曰:「道者,仁義禮樂之總名,而仁義禮樂皆道之體用也。聖人之修仁義,制禮樂,凡以明道故也。今『絕仁義,棄禮樂以明道』,則是舍二五而求十也,豈不悖哉!」
  朱子曰:「聖人之言道,曰君臣也,父子也,夫婦也,昆弟也,朋友之交也。不知此言道邪﹖抑言其似者而已邪﹖執此而行,亦有所陷者邪﹖然則,道豈真不可言!但人自不識道與器之未嘗相離也,而反求之于昏默無形之中,所以為是言耳。」
  朱子曰:「善學老子者,如漢文、景、曹參,則亦不至亂天下。如蘇氏之說,則其亂天下也必矣。學孔子者,所得亦有淺深,有過無過,未可論。且如蘇氏,非不讀孔子之書,而其者書立言,以惑誤天下後世如此,謂之無過,其可得乎﹖」
  朱子曰:「『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,不少』,不知指謂何人﹖如何其達﹖而所達者何道也﹖且曰『不少』,則非一二人而已。達道者果如是之眾邪﹖孔子循循善誘,誨人不倦,入德之途,坦然明白,而曰『常苦其無所從入』,則其未嘗一日從事于此,不得其門而入,可知矣!宜其析道與器,而以仁義禮樂為無與于道也!然則,無所從入之言,非能病孔子之道,而絕學者之志,乃所以自狀其不知道而妄言之實耳!」
  朱子曰:「以孔子、老聃並稱聖人,可乎﹖世人譏太史公先黃、老,後六經,然太史公列孔子于世家,而以老子與韓非同傳,豈不有微意焉﹖其賢于蘇氏遠矣!」
  朱子曰:「有彼有此,則天下當有二道也。」
  朱子曰:「聖賢雖言未發,然其善者固存,但無惡耳。佛者之言,似同而實異,不可不察。」
  朱子曰:「喜怒哀樂而皆中節謂之和,而和者,天下之達道也。六度萬行,吾不知其所謂,然毀君臣,絕父子,以人道之端為大禁,所謂達道,固如是邪﹖」
  朱子曰:「天下無二道,而又有至道、世法之殊,則是有二道矣!然則,道何所用于世,而世何所資于道邪﹖王氏有『高明處己,中庸處人』之論,而龜山楊公以為:『如此,則是道常無用于天下,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。』愚于蘇氏亦云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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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子主要的批評:
1。朱子反佛。“病其學儒之失,而流于異端。”這是先以儒佛道為異,則子由說“當世無一人可與語此者”則更容易理解!(明清時候談三教合一,已經是“人云亦云”了,沒有朱子的話,真難想像子由在宋時怎麽會說出這句話來。
2。“道器之名雖異,然其實一物也”。此是朱子的義理;反顯蘇學的基本“可說、不可說”的區分。
3。朱子的評論都不是站在“同情的理解”的立場上說的。如說“道為能眩人”、“蘇氏之所謂達,則舍器而入道矣”等,在子由後面的文字已經有解釋。
4。朱子曰:「老子之學,以無為為宗。果如此言,乃是急急有為,惟恐其緩而失之也。然則,老子之意,蘇氏亦有所不能窺者矣。」 - 此詮釋有點像王弼說老子恆說其所缺。
5。朱子似乎忘掉子由是在注《老子》,注《老子》的,怎麽可能以爲老子認同“道者,仁義禮樂之總名”呢?怎麽可能以爲老子認同“道豈真不可言”?
6。“天下無二道,而又有至道、世法之殊,則是有二道矣!”。更深的想,此點是蜀學與理學根本相異之點。蜀學會認爲,“治人”需要的一套,其實與修養心性的一套並不一樣。相反,理學希望把兩者說成一致,因此也重視《大學》修齊治平之說。但是修齊真能達到治平嗎?蜀學的“實際”,不正在這裡表現麽?也許也可以說,理學與蜀學,比之先秦,也許就是孟子與荀子的對比。

 

 

◆東坡門人   

知州晁濟北先生補之   晁補之,字無咎,鉅野人,景迂先生說之從兄也。聰明強記,自幼即善屬文,王安國一見奇之。十七歲從父端友官杭州倅,見錢塘山川風物之麗,著《七述》以謁州判蘇文忠東坡。文忠先欲有所賦,讀之歎曰:「吾可以閣筆矣!」又稱其文博辯雋偉,絕人遠甚,由是知名。舉進士,試開封及禮部別院,皆第一。神宗閱其文曰:「是深于經術者,可革浮薄。」官北京國子監教授。元祐初,為太學正,李清臣薦堪館閣,召試,累除著作佐郎。章惇當國,出知齊州,群盜歛。坐修《神宗實錄》失實,降秩監處、信二州酒銳。徽宗立,復以著作召。晉國史編修、實錄檢討官。黨論起,為諫官管師仁所論,出知河中府,修河橋以便民,民畫祠其像。徙湖州、密州、果州,遂主管鴻慶宮。還家,葺歸來園,自號歸來子,忘情仕進,慕陶靖節為人。大觀末,出黨籍,起知達州,改泗州,卒,年五十八。先生才氣俊逸,嗜學不倦,文章溫潤典縟,其凌麗奇卓出于天得。尤精《楚辭》,論集屈、宋以來賦詠為《變離騷》等三書。安南用兵,著《罪言》一篇,大意欲擇仁厚勇略吏為五官郡守,及修海上諸郡武備,議者以為通達世務云(參史傳。雲濠案:先生著有《雞助集》七十卷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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晁補之之學:
1。其文博辯雋偉(此與東坡類似。)
2。深于經術者,可革浮薄。(此與東坡類似。)
3。試開封及禮部別院,皆第一。(此與東坡類似。)
4。為史官,“晉國史編修、實錄檢討官”
5。為地方官有作爲,受愛戴(此與東坡類似。)
6。忘情仕進,慕陶靖節為人。(此與東坡類似。)
7。才氣俊逸,嗜學不倦,文章溫潤典縟,其凌麗奇卓出于天得。(此與東坡類似。)
8。尤精《楚辭》
9。安南用兵,著《罪言》一篇,大意欲擇仁厚勇略吏為五官郡守,及修海上諸郡武備,議者以為通達世務云。(議兵則有像蘇洵,通達世務,則是我上文說過的practical“實際”,是蜀學的風格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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讀此,則覺得晁補之可謂蜀學的善紹者,不知道其說《楚辭》之作品有否流傳到現代?

 

 

1 蘇洵之學,主題是如何成治,就是社會秩序如何建立。所以聖人,不指孔夫子而指古之聖王,禮則重其防亂的社會功能。從立言的層次看,蘇洵確實是站在先秦諸子百家而非經生學者的角度去看問題。

2。具體來説,蘇洵重人情(人之常情)、風俗、勢,而主張用機、用權、用術來成治。注重輿論(折天下之口),並不排斥以手段來達到實際的執政效果。這套主張再加上其文章的議論風格,讓蘇洵有先秦縱橫辯士之風,而議論不流於迂腐。依此,蘇洵確實對六經都能表達出獨特的視角。

3。蘇軾、蘇轍之學,從〈蘇氏蜀學略〉的引文來看,對形上、宇宙、心性和修養等問題的興趣比蘇洵大。而兩兄弟對這些問題的立言層次(如會通孔老)、使用詞彙(如“無爲”)、和具體看法,都與魏晉玄學(如王弼)有相似的地方。

4。蘇軾、蘇轍都重視不可言、不可見、不可知與可言、可見、可知的基本區分;前者為道、為性、為命、為真、為陰陽,後者為性之似、性之所在、為心、為僞、為物、為仁知、為善不善;前者生後者,但不能妄把可見的、有限的直接等同於不可見的、無限(“全”)的。對於道、性、命、陰陽等不可言者之間的關係,則多只以比喻來形容,而難以先後、一二等範疇來説。在工夫論來説,則強調無心(自然、不存意)、無為。

5。蘇轍其人通達世務,而其學比起其兄可能更能繼承蘇洵之學而更重視實際效果,其一具體的體現就是認爲不能以同一套辦法來處理治世(外王)和個人修養(内聖)這兩項目標。

6。對於經典的内容,三蘇都不迷信,這一點蘇洵對六經(如說《易》為卜筮之書)的態度可知。對於儒家傳統,三蘇對於六經和孔子都是尊重的;蘇軾、蘇轍對於《易傳》、《中庸》也重視的,但對《孟子》則有不滿之處。對於佛老,蘇洵並不多提,蘇軾則明引老子之言(如用“上善若水”來説水為陰陽始生之物),而蘇轍不單直以老子為聖人,更用佛家義理來解釋儒家文字,可謂是後來三教合一思想的始作俑者。

總結而言,三蘇蜀學的特色是主張在正視人情、風俗和形的基礎上來達到成的效果;同時通過以比較開放的觀點去詮釋經典,並利用玄學對無限的道與有限的物之區分,而為個人修養留出空間。與此相對,朱子理學則是以尊《四書》和《易傳》的詮釋前提來開展其關於成德成聖的理論;同時利用《大學》的修齊治平的思想資源來説明從内聖直通外王之途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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